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发布《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联合带量采购议价谈判方式拟中选结果公示》，公布3+6耗材谈判中标械企及价格。
3+6耗材谈判，结果公布
据赛柏蓝器械梳理，本次拟中选械企共19家，涉及强生视力康、美国爱尔康、爱博诺德等生产企业。
据了解，这是公布的第二批中选企业和价格，在此之前，5月9日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公布带量采购竞价方式拟中选结果：13个竞争组中，有25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产品，与联合采购地区医疗机构原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4.21%，最高降幅为84.73%。
两次降价区别在于议价方式不同，第一次属于企业间竞价，第二次属于专家组谈判议价。
《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联合带量采购文件》显示，同分组内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为 2 家及以上的，采取竞争方式确定拟中选企业，按企业申报价从低到高依次确定拟中选企业。
同分组内实际申报企业数仅为 1 家的，将企业产品报价与最高有效申报价相比计算降幅，进而确定拟中选产品。
其余产品采取议价谈判方式，由专家组结合历史采购最低价和竞争方式确定的拟中选价格进行议价谈判，最终确定中选企业和中选价格。
医用耗材：越竞争价格越高
不把医用耗材价格完全交由市场调节，或许正是带量采购诞生的意义所在。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当同一领域竞争企业增加，市场需求变大时，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但医用耗材却相反，企业越多、市场竞争越激烈，价格却越高。在经济学中，这种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我国医用耗材也正在“吉芬化”。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柳鹏程对赛柏蓝器械表示，大多数市场中，消费者要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产品，所以他们会主动挑选产品。
但是医药行业不一样，使用者和选择者被分开了——虽然消费者付费，但他们并不能决定使用哪个耗材或药品。
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都想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医生的利益最大化和回扣直接相关，同种产品一般价格越高，回扣也越多，因此导致越竞争，耗材价格越高。“整个行业的销售模式导致现在耗材和药品价格问题。”柳鹏程说。
中国药科大学相关研究者曾发表文章表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斩断医师与产品之间的利益链条。
如果试图让药品和耗材回归正常商品的市场交易规则，就必须让医师回归治病这一基本职能。如果医师不承担“销售”职能，不从产品消费中获取“回扣”等灰色收入，那么就可以消除医师通过药品耗材利益输送获得消费者剩余价值的途径，其追求高价药品耗材的动机自然就会消失。
柳鹏程对赛柏蓝器械分析，带量采购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医生不再具有药品和耗材的选择权，以多少价格使用多少量，医保局等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的规定。采购主体发生变化后，药品和耗材将逐渐回归正常的市场行为，价格越竞争越低。
带量采购之后，对械企的监管要更严格
带量采购不仅有效解决价格问题，还在促使行业越来越集中，但如何保障头部企业的产品质量，或许是行业需要重视的问题。
柳鹏程表示，实施带量采购之后，很多小企业被关停，国内产能都会集中在大企业，但是有个风险，万一头部大型厂家一批产品出现质量事故，就会造成产能的整体缺失，而且带量采购多是基本需求产品。
“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产品能满足中国的需求，所以带量采购之后，相关部门对行业的监管要更加严格。”他说。
除了企业，带量采购直接影响的还有医生群体，他们的收入可能会越来越低。
柳鹏程分析说，部分医生想用其他产品替代，增加收入，但是因为有强制要求，不能使用其他同类产品，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办法——增加检查，医院开始大规模做检查。如果把检查也限制死了，医生收入提不上去，可能会跳槽到民营医院。
因此，带量采购之后可能会有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向民营医院，导致民营医院服务价格高，公立医院服务价格低，那么公立医院就逐步主要为普通百姓服务的，民营医院承担高端服务。
“但是我国国情其实不符合这样的体制，因此如果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下降，对中国社会都很不利，这是带量采购之后需要考虑的一个风险。”柳鹏程说。
